“曾听邹院长说，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拖一拖，就可能错过最佳教育时机，失去最佳矫治机会，影响的可能是孩子的一生和一个家庭的安危。我们要像邹院长帮助５岁男孩小铭那样，用法的精神解决问题、服务百姓，真正执法为民。”吴翎翎说。

“南北车的合并，实际上这也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国资委专家对记者表示，国资委希望培养更多优质的大型国有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去竞争，而我国高铁是具备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的，面对国外巨大的市场，培育出一家“巨无霸”公司显得非常重要，南车北车合并，在减少因压价而缩减营业收入的同时，更可以加强技术研发，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杨烨 张彬）

——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强化主体责任，把好主体准入关，审查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加强日常线上巡查和抽检，检查监控经营者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制定完善有关管理制度，借助大数据平台，使恶意商铺、失信者和侵权者得到应有的惩戒。

袁隆平团队领衔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 【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

这几日，笔者的一位朋友忙着给孩子找钢琴老师。本以为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社会上到处都是这类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仿佛遍地都是“中字头”音乐学院的老师在招生。事情的发展出乎这位妈妈的意料，奔波了近一个月，试听了10多家培训机构课程，才好不容易选定一位相对满意的老师。这位妈妈直言道，大多数培训机构的宣传和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有的老师连中央音乐学院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就敢说是那里毕业的”。 无独有偶，最近笔者认识的一位年轻的妈妈也为给女儿寻找合适的英语学校费尽周折。 我国有句老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大部分家庭对孩子教育很舍得投入，对孩子教育消费的需求都尽可能给予满足，其他消费都可以让让步、等一等。 正如我们看到的和切身感受到的，近年来我国教育消费快速升温，市场需求不断被激活。当前，市场上各类艺术培训、语言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资格认证培训遍地开花。互联网教育成为投资热点，在线教育行业风生水起。同时，因难以满足教育消费的需要，不少人纷纷走出国门。例如，中国留学生为美国每年直接提供超过44亿美元的收入，中国留学生为澳大利亚创造的产值在所有出口创汇产业中名列第一。 近年来，无论是“双11”迸发出的消费热情，还是在欧洲排队扫货的盛况，它们在彰显我国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也暴露出国内供需不平衡的弊端。教育作为民生领域的重中之重，同样也出现类似的供需矛盾。当前我国教育产业不缺乏有效需求，不缺乏蓬勃的消费动力，缺少的是有效的教育资源供给，缺少的是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 去年在荧屏上热播的《虎妈猫爸》尽管部分情节有些夸张，但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类似的情节也曾在我们身边上演。笔者所在的小区有所还算过得去的私立幼儿园，一到报名的时间，适龄孩子的家长提前1周就开始昼夜排起长队，风雨无阻。这一幕令人唏嘘不已。 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特别是义务教育，本身就是纯公共产品。政府有责任本着公平原则提供惠及全民的公共教育服务，有责任不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满足人们对教育的更高需求。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增加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当前更需从存量的角度做好文章，处理好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教育资源配置要考虑效率和公平问题，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公平和效率这两个方面都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地区之间人均拥有教育资源的差距过大，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平等受教育权还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教育资源浪费现象还较为普遍等。 无论是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还是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都需要耐心。教育是一项极其需要耐心的事业，优质教育不可能出个改革方案，或是一拍脑袋出个规划就能冒出来，而是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生长出来。 诚然，教育属于公共服务产品，教育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民间力量的进入也不能解决教育的全部问题，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进入，不引入市场力量的配置，教育产业的发展必定会面临许多苦难。我国虽然允许民办教育存在和发展，有关部门实行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政策，但现在由于多种原因，还难以吸引更多优质的社会力量加入。 对于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有关部门需兼顾好“放”和“管”的关系，在吸引更多资源进入教育市场的同时，更要发挥监管的角色，尽量避免上面提到的各种夸大其词的教育机构充斥市场，让消费者难以适从。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发挥得更好，才能很好解决我国教育产业发展中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李亮）

图片来源：贵州警方通报根据警方通报，三名犯罪嫌疑人伪造老干妈印章与腾讯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腾讯公司在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码，之后再在网上倒卖，从而获益

他表示，两国总理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共同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巩固共识，加强合作。两国总理还将与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共同出席中英全球经济圆桌会，对外发出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全球合作的强有力信号，增强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前景的信心。访问期间，双方还将组织中欧自贸区研讨会，在推动中欧商签自贸协定、加强自贸区合作方面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2015年底到2016年初，世界几大经济体几乎同步做出了一番遥相呼应的表态。美联储宣布四年来首次加息，其参考指标不是GDP、CPI，而是衡量就业率的“非农就业指数”；欧盟发布2015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调整对当年的GDP增速预期，其核心支撑同样是“就业形势”的变化。

与此相反，诸如地方戏等广受农民欢迎的文化项目则缺乏资金支持，无法发展。刘新成说，“在河北、陕西一带，地方戏在村里非常受欢迎，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农民自己组织戏团演出，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可是我们的公共服务资金没有这一块。”

范塞比耶强调，通过洋流模型来追溯疑似漂浮物的运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这也部分解释了搜寻工作目前遭遇的困难。受入海位置和能承受多大浮力等因素决定，每块碎片的运动轨迹都与其他碎片完全不同。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他说。 他在这么表述，并部署2014年各项改革工作时，涉及改革成果的经济多项指标已经进行了大的调整。 比如根据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社会计划草案报告，同样是设置去年一样的7.5%的经济下限，3.5%的一样的上限指标，2014年给定的赤字率、广义货币M2指标没有变化，都分别是2%、13%左右，但是就业指标、能源效率指标、出口和投资指标，出现了调整。 比如2014年进出口总额增速、全社会投资额指标，分别是7.5%、17.5%,比上一年的8%、18%分别有所下降。2014年还要求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分别到3.9%、4%,比上一年实际完成的3.7%左右降幅加大。2014年的城镇新增就业指标是1000万，是6年以来的首次上调，高于过去的900万指标。 设定同样的经济指标，货币和赤字不增加，但是要实现更少增速的投资和出口，更多的就业增长，这意味说经济需要更多地依赖消费、服务业的带动，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带动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搞无效的产能过剩投资和资本放水。 中国改革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指出，这些指标调整给中央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此使得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推进改革，使得重要领域的改革能够取得新突破。 比如2014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更有升学机会。今年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上，大大超出2013年中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323万套(户)的数字。 李大大总指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目前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改革红利，以及改革如何释放红利，有不同的解释。不过，过去改革开放头30年经济实现年均10%左右的增速，无非是靠3个条件，即人口、资本以及技术3个方面。 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2%，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2012年、2013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分别下降345万、244万，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人口，需要养活越来越多的非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正在逐步关闭。 按此看，未来经济要实现可持续，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依靠资本投入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归根到底是提高劳动效率的提升，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国务院总理李大大对今年的改革工作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第一项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行简政放权。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第二项是抓好财税体制改革。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三分之一，今后还要进一步减少。 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咨询专业委员会会长刘慧勇则指出，中国已经是第一贸易大国，今年开水逐步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有利于实现中国的人民币向主权货币（是以某一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基准作国际储备货币）转换，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换。（定军）